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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华裔国际生决定来清华

在高等院校国际学生的“趋同化管理”被愈发重视的今天,我们采访了两位清华的华裔国际生,试图通过她们的挣扎与融入,探讨这样一个问题:在清华,中国的面孔加上外国的国籍,到底意味着什么?

噩梦

在武汉待了十个月后,丽莎回到了美国。她和家人围坐在家里的饭桌吃饭时,突然有些恍惚:回中国的经历像一场梦,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。

但变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:她更害羞了一些,并开始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,习惯在说话时注意对方的表情和身体语言,比如后退、插手、斜眼看都表示“不同意”、“不舒服”。

美国的朋友十分惊讶:“你能看穿我们在想什么!(You are so good at reading people!)

“为什么?”他们问。

“因为我必须这样做。”

回中国的经历是一场噩梦,12岁的丽莎这样相信。这看似违和,毕竟她有着黄皮肤、黑头发,笑起来眉眼弯弯,典型的中国人长相。

她是美籍华裔,父母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定居,199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生下她。6岁时,她和父母、哥哥搬到科罗拉多州,成为当地极少数华人家庭之一。小学同学们爱问她关于中国的问题,她不知该如何回答;她自觉跟中国没什么关系,但每当身边有人议论中国人,她又会感到受冒犯——这种矛盾让她自己也莫名其妙。

她与中国的联系,似乎仅限于留在中国的亲戚,还有科罗拉多州的华人社区每逢农历新年的聚餐:席间有很多中国菜,也会有烤面包;大家一起嗑瓜子、唱KTV,全是中文老歌,像罗大佑、费翔,还有《大海》,都是爸爸他们上大学时的流行歌。

她一直觉得自己“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”,直到11岁时因为父亲工作变动,全家回到武汉,她到一所寄宿制国际学校读初一。

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,她进入了全部为中国学生的班级。刚开始,班里的同学很热情;几个月后新鲜感褪去,文化差异凸显。美国课堂鼓励学生说话“不要绕圈圈”,于是当有人问“你为什么不喜欢中国的卫生间”时,丽莎会回答“真的好脏”;每天早上有宿舍整洁度打分,她提醒一个室友要整理好自己的空间,室友误以为丽莎在责怪她。

类似事例很多,一来二去,丽莎成了同学口中“嚣张”的人,受到排挤。她能听懂同学在说什么,想解释“你们这样说我很伤心”或者“是误会”,但她中文口语不好,同学也不愿听。

“当时觉得,怎么形容这个(教室的)气氛?就是我是(单独的)一粒子,”她拿右手在空中点了一下。“大家都想离得远远的,”她又用手在“粒子”的远处比划了一个圈,“同时会说各种各样的东西(流言)。”

妈妈也不适应武汉的生活。她没什么朋友,因为不适应湿润的气候,还总是生病。十个月后,丽莎与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国。

决定

武汉带来的变化“可怕”又让她好奇:“要是我在中国长大的话会怎么样?”

那十个月的“噩梦”里,丽莎一直想念着美国;回到美国后偶尔翻看那时的照片,她又发现,似乎有不少美好的回忆。

她挺喜欢武汉热闹的都市生活,周末可以和同学坐着大巴去购物中心——这是人生头一次的独立体验;不像美国的小城市地广人稀,走哪儿都得开车,要大人陪着,路上满眼的大草原、大农场,最高的楼才六层。

第一个真正的农历新年也是这段时间过的。大年三十在爷爷奶奶家,十个人紧紧地挤在一张长方桌旁边。在美国聚会时,每家带一两个菜才能装够一桌,但奶奶和姑姑两个人就做了满满一桌菜。这让她很佩服,并且菜品也比感恩节大餐丰富得多——她第一次吃了皮蛋拌豆腐还有山药炒木耳,还有奶奶做的烧麦也好吃,“肚子吃得滚圆。”

她第一次见爸爸这么孩子气:爸爸要放一串串的鞭炮,奶奶在那儿喊“你不要拿起来,放在地上点就行了”,他偏放到一根棍子上,“噼里啪啦”“噼里啪啦”——手套被烧出了个洞。

回美国后,初中同学们像小学同学一样,围着她问中国的问题。但她不像从前那样感到厌烦了,她更知道如何摒除偏见地回答。就像在中国学到的美国史和在美国学到的不一样,她体会到了教育和“视角(perspective)”的重要性:“要是每个人受到的教育能促进彼此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,就会更好地促成理解。”

电视上各国大使间的交流过于官方,她觉得别扭,她更想从“人性化”的层次上了解其他文化的人,“做真正的朋友”。于是高中的文化交流日,她专门做一张PPT,上面列出几大点“对中国的误解”。她自诩理想主义,“我觉得世界上每一种conflict(冲突)都起源于误会,是因为不够了解对方。”

“要是有机会的话,我肯定会回中国,我会做得更好。”丽莎想。她决定了解自己身上“中国人”的那一部分。

机会来了,她也抓住了。2017年,她通过了清华大学的考核,为此放弃美国大学的offer,抱着独立于父母、认识更多中国朋友的期望,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名国际生。

而对于2019级的加拿大国际生铭铭来说,她的身份就是“中国人”。她常说:“我是一个假加拿大人。”

她出生在加拿大,从小在北京长大。中考之前,她一直计划上一所国外的大学,直到她父母在了解学校信息时发现了另一种选择:以国际生的身份在中国上学。

于是在高中,她进入了专为国际生组建的班级,校服也与中国同学区分开。班上大部分是韩国同学,她不会韩语,难以融入,只能和少数经历相似的华裔同学在一块儿。她头一回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加拿大人,但这种感觉很奇怪:“在中国学生间,他们不把你当中国人看;在国际部,大家也不会把你当外国人看。”

“等我上了大学,就可以和小时候一样多和中国学生接触了。”她这样安慰自己。

第二人生

真正来到清华之后,铭铭却慢慢发现,自己与中国同学的宿舍相隔很远,课程也有差异,只好和身边的国际同学——主要还是华裔国际生——一起上课、吃饭。她现在最好的朋友,是一位泰国华裔国际生。

朋友圈里,中国同学吐槽着早晨丢的车钥匙、中午丢的小黄鸭、晚上丢的饭卡……她看着这些在班群里频频出现的名字,却始终无法将其与开学破冰会上的面孔们对应,只好犹豫着点个赞。

小组展示和社工组织是她为数不多的接触中国学生的机会,而她课程的同学大部分是国际学生,与中国同学组队变成难事;她的社工经历也基本局限在国际生社团。

丽莎则用“混乱”来形容自己刚到清华的时光。她要去学校办公室、医院、公安局办理手续,妈妈中途离开了,她中文不好,手机没有流量,遇到不懂的词只能翻纸质字典。

在清华三年,对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,她深有体会。除了大一有汉语课和《中国概况》课,微积分、线性代数等基础课会单独分一个国际班之外,作为国际生,她其他的专业课及其考核方式都与中国同学相同。这与“趋同化管理”政策密切相关。

2018年,教育部出台《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(试行)》,提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,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改进,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,在同一课程中应当对中外学生采用相同的考试考核方式。

因为语言的障碍,中文的课程有时让她吃力。中国的课堂少有互动,她觉得枯燥,不像美国的老师会用更多有意思的故事或例子,学生也更加活跃。

她感到课业的压力:自己一学期要修9门课,而美国有朋友只修4门。小组作业的完成方式也显出不同:美国的小组注重组内讨论,而中国的是组长“分锅”。她将此与效率挂钩:这种方式做作业的速度才够快,才能应付每学期9门的课程量;而美国的4门课是考虑到很多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工作赚钱,实现独立。

按照规定,国际生不用参加军训,但需住在留学生公寓。丽莎是班里唯一的留学生,其他女生都住一块儿,还一起通过了军训。她觉得她们的感情挺紧密,初一的经历让她又生出了对“被排挤”的恐惧。她因此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,跟同学交流的时候,她不会直接说自己的想法;别人不问,她也不会主动提起美国的事。

但她知道,这种“疏远”只是受到距离与相处时间的影响。事实上,同学们待她友好,她也很愿意跟她们交流。

在清华

图源:清华新闻网

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学者中心官网的数据,目前,有来自128个国家的1227名国际本科生及1638名国际研究生在清华攻读学位。

铭铭住在国际生公寓单人间,她非常希望自己能与中国同学住在一起,但这似乎很难实现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指出,“实行对留学生的趋同管理,面临现实阻力。这个问题可能长期尴尬地存在。”报道称,国内很多学校的本科生是4人间或6人间,留学生是单间或双人间。趋同管理,要么是留学生和我国本科生住一样的4人间,要么是我国学生也住单间或双人间。前者留学生不愿意,后者要求大学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。

丽莎虽然也羡慕住在一起的中国同学,但总体上,她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生活。上大学以来,她回美国两次,都特别想念北京作为大城市的便利:支付宝、微信支付、外卖……她喜欢大城市的热闹,而她所在的美国小城,晚上九点街上就空无一人了。那种安静让她不安。

但她仍更愿意与国际生同学玩。她的两个国际生朋友,有次女生节被班级同学忘了,没有收到礼物,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她听。她思考过国际生难以融入中国学生的现象,也问过身边的国际生同学,最终把原因之一归结于接触时间少:虽然上课在一块儿,但军训、住宿不在一起。她认为,以兴趣为导向的社团是目前最好的融合方式。

文化差异也会产生影响:在美国,大学生更喜欢在空闲时间运动,或逛吧、聚会,而中国同学似乎偏爱独自看剧打发时间,“我们可能就玩不到一块儿”。

在她的观察中,中国学生对国际学生抱有偏见,觉得他们不努力。

这让她想到在美国看到的对华裔的“stereotype(刻板印象)”——华裔是学习好、体育差、内向的书呆子。她知道很多华裔同学,又想满足父母的期望,又不想符合刻板印象,于是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:学习、体育、社会活动各方面都要优秀。

这是一对有点好笑的矛盾:在美国,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勤奋,因为她是华裔;但回到中国,她被中国学生认为不努力,因为她是华裔。

在清华待了三年,丽莎偶尔会想象,要是自己在美国读了大学会是怎样。这不是后悔,“我在中国从开始到现在体验的东西,我都很高兴能够体验过,包括不是那么好的经验。”曾经让她备受困扰的“中国人+美国人”的双重身份,现在让她享受:“我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东西。我感到很幸福。”

她觉得在中国很舒服,没有人会因为她的亚裔长相看她。她现在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被不同人说有东北、南方或香港口音;偶尔卡壳,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。

11岁时在武汉过的年,仍然是她至今体验过的唯一一次中国新年。她还记得,那时她对爷爷奶奶说“我爱你”,他们惊讶地愣了一下,随后才显得高兴。她对这平淡的反应感到疑惑,偷偷问爸爸原因。爸爸说,在中国,亲人间往往不说“我爱你”。她觉得可惜,“因为有时候,能说出来就是幸运的事。”于是她劝爸爸妈妈,要常对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表达情感。

她知道,妈妈也曾跟姥姥姥爷说这三个字,老人家愣了一下,但是最后,他们又感动又开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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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网站小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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